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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儒学》封面图片

儒学是孔子创立、孟子发展、荀子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承袭了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为一种学说,儒家为一个阶层,儒教为一种信仰,三者需要区分开来。

词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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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章太炎认为儒之名出于需,易经中上坎(水)下乾(天)为需卦,水在天上还未成雨,儒本求雨之师衍化为术士;胡适认为儒者为殷遗民,亡国后沦为执丧礼者,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司礼者祭礼前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证明了儒是神职人员的论点。孔子说“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吾求其德而已”,从孔子开始儒者脱离巫的知识范围,把贵族垄断的知识传到民间,形成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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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晚期,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创立了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礼,“人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仁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道;义是实现仁的手段,“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人发为羞恶之心、刚义之气,义也;礼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主张“克已复礼”,使个人行为符合礼(西周的礼仪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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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将“仁义礼”延伸为“仁义礼智”。恻隐心、羞恶心、恭敬心、是非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提出“性善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由此提出“仁政”,并以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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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荀子提出性伪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好利恶害,好荣恶辱,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由此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导人向善。至此,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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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初期,百家争鸣,不利于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焚烧民间百家书籍(官方藏书没有被烧),进一步确立法家的官学地位,实现了思想的统一;许多儒生、方士评议国政,造谣惑众,秦始皇下令“坑儒”,坑杀方士及复古派儒生四百六十多人。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官方藏书也被烧毁,儒书基本绝迹。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了隐藏的一部分儒经(即孔壁古文经),儒学经典得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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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将“仁义礼智”延伸为“仁义礼智信”,并以儒学为基础,广采诸子百家之长,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宣扬“大一统”,建立起“内法外儒”的新儒学,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标准。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冲击了儒学在民间的认可度,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动乱的社会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对内在实体和人生真谛的探求,玄学(新道学)成为社会的主流。以王弼为首的义理派提出“援道入儒”,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绕开汉儒的烦琐解释,直承早期儒家的真精神,重建儒学新体系,来缓和儒学所受到的打击,儒家学说被玄学化。经学也有较大发展,现存《十三经注疏》有五部产生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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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时期,随着社会的统一和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儒学又被统治者推到前沿,形成了政治制度化的经学体系。这导致了儒家人生哲学的贫困,士人在精神领域多服膺于佛教。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将佛家的心性理论引入儒学,为儒家构建出一套新的心性学说。至中唐以后,统治者对佛老的崇信严重威胁到儒家道统的合法地位,韩愈发起针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这是儒家对佛教反击在文学上的反映,最终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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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三教不断融合,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理学”。北宋程颢、程颐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人伦就是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南宋朱熹强调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认为“格物致知”中的“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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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提出“心学”,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心”就是“理”,天地万物都在心中,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明朝王阳明吸取佛教“心外无佛,即心即佛”得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

明清之际,儒学家继承了宋明理学,又对其中的陈腐之处有所更新。明代后期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批判理学的“天理”学说;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在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在思想上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思想领域把儒家学说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妖”,扫荡封建传统文化,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辛亥革命后,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新文化运动前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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