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书

与王水照先生的《苏轼传》同步看完，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这本看似单薄，实则是建立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归纳、总结和创新，颇富洞见。变法时期、反变法期、后变法期的提法，理念型、仕进型、渎职型官僚类型的提炼，都很有意思，其进一步分析对于今天依然有昭示之意。4.5星。

刘子健所写的每部北宋文人政治思想都给我带来巨大的启发，他的宏观之中自有一种一针见血的敏锐。在梳理变法—反变法—后变法三个时期的成员变动时，刘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官员如何此起彼落，前期的变法倾向中其实早已埋下后期官吏腐化的种子，这样的视角已远远超出彼时仍相当流行的“君子—小人”道德二元说。两宋的许多政策变动频繁，地方吏员的问题是理解政策和实际执行之差的关键，若不能抓住这点，便难以在研究中真正实现“活的制度史”。之前读的袁征便未将地方吏员的反应纳入宋代教育的考察中，可惜。最末一章讨论募役法，作者将保守和变法派的观点对照陈列于上，便已足反映出诸派的根本立场。从中可见，王安石虽意在重建一个高效的管理系统，但对许多政策的实施却持有过于乐观的期望，在愈发极端的用人政策的加持下，一切终于在后变法时期结下苦果。

诚如译者所论，这“是有关王安石变法最好的研究著作”（231页）。窃以为，其在史学考据上比较邓、漆师徒确不如，可在哲学思辨上无疑可谓一骑绝尘。关于刘子健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虞云国先生已有精辟论述。或可补充的是，刘老最早指出北方士人崇道而南方士人信佛当对熙丰时期新旧之争有所影响（109—113页），不论此言正确与否，其启迪性毋庸置疑，可惜迄今无人注意。仅以《长编》为例，李士宁（道人）案件与陈景元（道士）事件，均与新旧之争密切相关。荆公新学之尊崇黄老，对赵佶奉行道教更是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其他洞见至今值得深思。譬如84页坦言，宋史领域集中注意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相对而言，很少关注宋代的思想”。如今宋代思想史领域，似乎还是动辄大谈“程朱理学”的哲学居多。

关于熙宁变法，是绕不开的好书。 本书行文虽简略，识论却极丰富，破立之间隐蕴风雷。但，对于变法目的取向与募役法改革两处存疑，待二刷。 个人阅读关注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儒臣政见分歧常出于圣学原典治学选择，如前者以《周礼》为施政蓝本，后者以《春秋》《孟子》为行法要害，可结合地域与个人任职经历比对。 2.关于官员功能性划分， (1）理念性(北方保守主义者、西南温和派和南方变法派）、 (2）仕进型(因循型和干才型）、 (3）渎职型官僚(弄权、贪污）。 3.在变法执行过程中，吏员们的取舍奖惩。

从政治思想方面反思王安石变法。北宋有两组矛盾潜流，一是日益加强的君主集泉和士大夫共天下的矛盾；一组是新儒学破晓时分，王安石代表的功利主义和保守派道德主义之间的矛盾。王安石的核心目的不是表面的富国强兵，而是要改革官僚集团，达到同一性。保守派由北方保守主义朔学洛学和温和主义蜀党构成，囊括了因循官僚和贪污官僚。改革派由南方变法派和干才官僚、弄权官僚组成。王安石不但没有统合各方，相反把自己推到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在朝堂上除了神宗没有支持者。再加上积重难返的吏役次官僚制，从执行层面破坏了变法的好处，攫取了新的利益，这是王始料未及的。王安石更是破坏了北宋分权独立的行政机构，增强了专制主义，北宋后期陷入保守推翻改革，改革再推翻保守的反复党争中，改革的初心也成了野心家争权夺利的武器，彻底失败了。

原来刘子健和洪业有这么长久的师徒之谊。虞云国的长篇导读非常好看。内容本身简练到出乎我意料，如今的美国学界几乎见不到这样短小精悍的学术文章了，不得不说是一项优良传统的遗失。里面的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治古代史的方法似不大相同，引入了一些社会学和（北美）汉学的方法，我倒是很喜欢。恰好之前读了王安石的小传、读了苏轼和欧阳修的生平与文章，还读了老赵对儒与法在古代中国的实践和影响，再来读这本的时候就很顺。

六十多年前成名作，今日看来，短小精悍，历久弥新，作者《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已可窥见两宋中国转变倾向，下一本力作《中国转向内在》可谓一脉相承，水到渠成

先生竟然是从现代中日关系转向宋史的，真是厉害呀。

王安石的新政让宋代的权力集中更进一步。变法机构凌驾于三司之上，独立于政府架构之外，分权制衡的原则遭到破坏。他本人说一不二，为了推行新政罢免反对派，代之以听命于己的官员，太学改革让太学生变得亦步亦趋，只会念“王经”，儒学的多样性与活力慢慢窒息。虽然“上与安石如一人”，可一旦王安石被罢免，新政加强专制权力的遗产统统属于皇帝。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所谓的士大夫政治还是由士大夫发起的改革，全部都只是服务于君主专制政体的附庸与工具。由是言之，宋粉“共治”之论，可以休矣！

学术论文，宋史知识空白导致读起来稍有困难。理念型、仕进型、渎职型的官员分类是一个亮点。着墨多在，偏功利主义的法家外壳的王式新儒家对上层制度改革与重建的推崇，与传统儒家重个人修养反对政府以制度过多介入的理念对立。讲述王安石变法的前后始末非本文目的，仅选取一个剖面深入研究分析，并不适合用来做系统了解。单从本文好似很难看出王安石变法的伟大之处，在非正文部分见到评王安石创制的法制体系对后世和海外的影响并未在正文中领略到。ps.吏治从古至今真真一直是个叫人头疼的大难题

出于对汉学写作的受众考虑，此书对宋代王安石新政改革的全景式论述极其精略简洁且晓畅直白。在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分析中，聚焦辨析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周礼》与《春秋》的对立、儒法义理与功利、经济策略等问题，明确王安石本质上是一激进儒家；在对改革过程中官僚政治行为的分析上，能自觉运用西方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法，试图构建出士大夫官僚三大类（理想、仕进、渎职）七个小类的官僚行为分析框架，以及从吏役次官僚制政治、中央集权和同一性、专制主义等视角，综合分析变法失败的原因，凸显王安石理想主义官僚本色。另虞序上下篇分别详细介绍刘子健生平和全书各章概要，是一篇学术书评的典范，读后方知刘曾参与东京审判，由主攻近代外交史转入宋史的学术心曲，与陈寅恪回避晚清史研究相类。#新学选抄#

王安石的理念被作者概括为“官僚理想主义”，即以良好的制度设计培育出符合儒家标准的官僚。即使在国家财政管理上有功利主义面向，作者也不认为把他归为“法家”是合适的，在结尾甚至表达了对儒学其后走向个人道德而非制度建设的惋惜，可以勾连《中国转向内在》。为借皇权强制推行变法，王安石大搞一元化思想统一之风，而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的反攻倒算又使其变本加厉，窒息了北宋多元的儒学思想格局（或许某种意义上为理学兴起提供了制度基础？）。新政尝试适应逐渐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以及解决尾大不掉的“吏有封建”的难题，即使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但比起看不到新问题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依然得到了作者的尊敬。

格局开阔有识见，张老师的翻译也很流畅。

刘子健，旅美华裔历史学家。 本书是一本写给王安石的书。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取天下之才共天下之费，扩大经济总量。 宋神宗支持王安宗王安石变法。 近1000年前的王安石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主张太超前，超过了当时整个北宋政府和社会结构所容纳的程度。 王安石包括他的对手司马光其实都是忧国忧民功而无私的君子，然而就是这样一批品德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人，不仅没有能够联手开创一个新局面，还深深的把北宋王朝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分裂，搞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回首往事对王安石的崇拜，不仅与他朝远超时代的高见，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因为一种惋惜，在1000年前中国错过了一个依靠自己内在原生力量蜕变成现代国家的机会。 官僚有三类，理想型、仕进型、渎职行（以权谋私是做官的主要目的）。

上个quarter当睡前读物断断续续翻完了（这个学期完全没有心境看睡前读物了，几乎就是撒着看不完的论文入睡…）我可太喜欢Jeff Wang 了，如果能穿越我一定要魂穿到熙宁年间Jeff或者神宗身上hhh Jeff兼具功利主义和儒家理想主义，拥有超越自身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是激进的革命家。虽然位极人臣也极力排除异己，他的内心底色却是淡泊和充满佛教色彩的。政见相左的北方保守派欧阳修，韩琦，西南温和派苏轼一众也是各具魅力 (如果有相关的小说和影视剧就好了…) 全书我看得最有意思的是讲官僚类型的章节。作者把变法期间的官僚分为理念型，仕进型（因循型和才干型），渎职型（贪污型和弄权型），还把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分析。btw，考前拜Jeff好像真的有用，我打算把他长期挂着保佑我了hhh

进一步印证了我之前读宋代财政史得出的结论，即王安石变法危害最大的地方不是啥青苗免役之类的敛财政策（挫怂最不缺的就是苛捐杂税），而是对政治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改革，强推改革一意孤行从而只能大力加强宰相权力，结果把中央财政管理体系搞得一团糟，而地方财政又无以为继只能变本加厉地剥削，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北宋政治氛围严重恶化，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帮人还算比较克制，等这帮君子退出政坛，大权旁落至蔡京之类的牛鬼蛇神手中，北宋就完了，而继承这条体系的南宋更是权奸迭出政治日昏。另外不少后人因为变法内容看起来很“现代”而会新法产生莫名好感，但新法本质上还是王安石自身儒家理念的产物，所谓的“思想超前”就和认为王莽是什么穿越者一样搞笑，都是把今人的思想强加古人身上闹出来的笑话，不懂老祖宗的智慧就开始锐评（乐）

能把之于两宋王朝如此重要的“王安石变法”浓缩成如此精炼的一本书，足见子健先生的史学功力。如何去理解，去评价王安石的改革？时代背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本书超脱了成功/失败的探析范式，进一步深挖了神宗时代宋朝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秩序——一个儒家学派多元主义的时代，一个冗兵冗员的危机将至之时。王安石的改革，固然无法逃脱帝制时代政治思想的局限，却又带有一种超然于时代之外的现代性意识：他力图通过建构一个专业型、高效型的官僚体系以达到富国富民的效果，并以此为基础塑造整个社会的风俗文化，最终实现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他的改革举措突显了他的新兴的中农阶层、南方势力与儒家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但缺乏足够多的官僚同盟、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并不完全）以及对于神宗支持的过度依赖，使之失势失控，并造成北宋之亡。

主要特色有五——一是广泛参考了截至成书时间为止的各类相关优秀研究成果，尤以中日两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为最；二是细致考察王安石的个人性格、用人偏好、施政方略、与皇帝的关系等，对于新法推进成败和整个宋代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三是采取类马克思的视角，细致考察不同的阶层出身、经济状况与地域来源，对于宋代官僚之于新法的不同态度与立场的影响；四是采取类韦伯的视角，考察王安石和其他主要官僚，之于儒学的不同态度与不同政治思想倾向，对其在新法实施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的影响；五是把王安石变法放置在整个帝制时代和中国大历史进程中，探究其积极意义、局限性与失败的必然性。短短不到十万字篇幅，能承载如此丰富而有价值的内容，体现出作者的学术大家风范。即便放在今天，这仍然是王安石变法和宋史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一部学术佳作，值得关注。

王安石也算是千年难遇的政治奇才了，看到了北宋问题的本质所在，企图用政治体制改革来改善官僚体制积弊。但正如刘子健所言，改革过于激进超前也缺乏支持的社会基础。不仅遭到保守派和皇室、宦官和大地主的反对，自己人更是没有王安石的政治理想主义，而是趋向于干进型甚至弄权型。自从王安石改革失败后到清末新政甚至至今再也无人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而越来越依靠官员内在修身，中国由此转向内在。但好的政治应该是由制度来约束人性，而不应依靠人性来构建制度。

我真的好想给译者来几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