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书

读完一直在想，这本书，好像少了什么（伦敦谷仓的照片？）。它前奏很长，路程乌龙，更像一本去苏拉威西岛，与托拉查人接触的游记。从田野角度来说，托拉查社会已经步入现代。书在终章，完成了互换视角的观察，作者成了白人社会报告人。不过，若有所失的感觉，应该是来自人类学家的助理，成长为新加坡的外交官，而逝去大祭司所代表的“人类学想象”，在奔驰轮下成为了必然的逝去。

“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奈吉尔·巴利已经在他的上一本人类学经典名著《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他的新著《倒霉的人类学家》中，他证明了人类学不仅“危险”，而且“倒霉”。相信任何一个人在经历了巴利在书中描述的一切，都会相信自己很“倒霉”——是啊，谁能想到一件当地的马马萨斗篷能把自己搞到险些失明休克的地步。但人类学家似乎就是这样一种自寻倒霉的行当，并且会把这种倒霉转化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只是很少有人类学家像巴利那样，愿意如此坦诚且详尽地讲述自己倒霉的经历——那些精心撰写的研究报告总是以一种专业且不乏关切的笔触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客观与理解才是人类学家必备的美德，而倒霉，不外乎是暴露了自己不是格格不入，就是高高在上——一个真正融入了研究环境的人类学家是不会抱怨自己倒霉的。

3.5；虽然仍保持着自嘲、乐观、反省的态度，但较《天真的人类学家》明显要逊色一些（也很同质化），更多停留于田园调查材料的呈现，而非更深层次的思考，倒是将托拉查人带到伦敦这一章节很精彩，进一步凸显冉文化语境下接受到shock，这种相互对照显然更符合“人类学”精神；对人类学家的自我嘲讽噱头十足——“人类学家也许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客人”。

这本书读了好久。相较于《天真的人类学家》，其沉侵式的体验少了不少，对准备进入田野的描写多于对田野对象生活本身的刻画，不过多了将田野对象带到现代社会生活的部分，也算是一种不一样的民族志实践。人类学家为什么甘愿忍受健康的威胁、身心的不适到异域去冒险呢？或许痴迷于文化“译介”这件事本身是某些人的天职吧。

我想在一个没落的宗教当大祭司肯定很孤独

跟天真那本的诙谐浪漫相比，这本书感觉有点沉重，对现代性的思考变得迟疑不决了，因为作者面对的不再是全然陌生于“文明世界”的野性非洲，而是被欧洲深深影响过的前殖民地:原来半现代半传统的亚洲才是最有迷惑性的，他们的主动迎合与谄媚姿态，抛弃原始信仰向往西方先进文明的毅然决然，让他不断质疑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最好看的是托拉查雕刻师在伦敦办展览遭遇culture shock那一章，后记在新加坡的重逢是点睛之笔。

读者有福了，巴利虽然“倒霉”了，我们却有机会抿出快乐了。他的“倒霉”并不在于无准备、端得高，相反，他充分懂得反向利用身份、边界、诱惑等，也熟稔地辨别着其产生的错觉和对方似乎不漏痕迹的索求，毕竟“人类学到处都是错误的线索”。被《圣经》击破的、被外界打开的“旧”世界里，传承曾经无处不在，文化曾保有最基本的流动；他们跨入“新”世界的博物馆，有了堪比人类学家的视角，他们建造和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托拉查房屋，也同时被锻造了、改变着。而后记的故事则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告诉我们当不是泛论，而就个体而言地思考人类学时会有的意识颠覆，那就感觉就好比一头值得人类学家哭泣的“水牛”曾经被视为那么重要的家产，如今却被毫无怜惜地屠宰......

更多是旅行见闻加小部分的人类学 读起来很拗口

跟人类学没什么关系了，虽然还是挺滑稽的

可能因为和印尼同属于亚裔文化的关系，所以看到作者对其中一些风俗大惊小怪，会觉得他有一些高高在上的感觉。读《天真的人类学家》的时候并没有相同的体验。所以在反思自己在读人类学时的心态，是否有足够的尊重。

不如上一本，更像游记了。亚洲现代化进程比起非洲来快很多，所以这本也少了很多“猎奇”。人类观察可能正是因为差异才有趣吧。

因为没有在非洲过的惨所以这本写印尼的没有天真那本好笑

这本虽然起名倒霉的人类学家，但好像不如天真的人类学家里面倒霉。后记再次遇到约翰尼斯时还是有些唏嘘，在造谷仓那里他很快就掌握了一些技巧，还以为他会以后会接手这些东西，但后面他还是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人，也能理解，不能强求年轻人留在老家，就是可惜一些传统民俗断了。内内克我很喜欢噢，有很强的包容性，人再老都要保持好奇心。

按照前作来翻译书名有些许不太合适，虽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因文化冲突而发生了不少轶事但这都与运气无关。成为博物馆馆长多年之后再回归田野调查重新写书，身份和视角的变化也在文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客观而带着冷静的反思，更加克制而尖锐的讽刺，成熟的带动读者进入反思的状态，这更加学者。但是还是更加喜欢最初的那种“天真”，我们更需要“天真的人类学家”并不是成熟而安全的“人类学社会民主党”。

翻译不如《天真》，经常有很想当然的句子，幸好不太影响传达作者一如既往的dry humour。作者逐渐深入印尼那充满意外（但意外本身又好像毫不意外）的旅程（毕竟连健康保险都被描述得像是矮人们给Bilbo的合同）以及与田野调查对象的交往可以与《印尼 Etc.》配合服用。作者依然会审视人类学家自身，并进行一些自我调侃。“田野调查给民族志学者带来了许多满足感。其中之一是他不再属于人口中赤贫的那部分，而是相对而言成了一个富有的人——用利他主义姿态挥霍一点小钱。能给别人带来微笑，对自己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快乐是通过花别人的钱来获取的，而且代价并不高，所有新教的美德同时得到发扬。能像当地绅士一样行事并施以恩惠——左派人类学家特别容易被这些诱惑，它会令人当场生出一种错觉，即你已经亲近了当地人。”

前面大部分篇章读起来确实像个田野调查运气不佳的人类学家的吐槽，但最后当四个Torajans来到伦敦，一边在博物馆修建当地特色米仓，一边体验伦敦现代化生活，这本书才达到了高潮。而最有趣的则是当年的土著年轻人成为新加坡白领。另外一定要网上查一下Torajan 传统风俗和建筑的照片。

翻译得好差，根本读不顺，完全不如天真的人类学家那本

《天真的人类学家》之后，奈吉尔·巴利继续寻访神秘友好的托拉查人！ 这本书不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尝试去捕捉一种陌生生活的本质。他具体的书写，使得这本调查笔记充满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用心观察。 一起翻开这本30多年前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笔记吧！一头扎进托拉查人的世界，感受他们的纯真与慢节奏，倾听他们肆无忌惮的哭泣。

不论是“天真”还是“倒霉”，非洲喀麦隆的多瓦悠人村落抑或东南亚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托拉查人部落，奈吉尔·巴利都用他诙谐动人的笔调让我们体会到怎样与当地人打交道，什么是田野调查，如何做民族志，以及人类学家是做什么的，即使你此前对它一无所知，甚至认为他们总是擅自闯入失落的世界，扰乱他人的生活，破坏原始的生态……巴利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总能让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原本并不平等的关系相对平视，这在本书最末他带着几位托拉查人来到伦敦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对巴利这样的人类学家而言，殊途同归了。

游客展现出人们丑陋的一面。是最糟糕的人都是游客，还是游客的身份带来了一个人最糟糕的一面？于是书中各种“写作触角”伸向的是与不同个体的交往游历过程，深入丛林到复建谷仓，种种种种，并且充斥着人类学向的英式冷幽默，不仅是当时当地，还是此时此刻，不愧人类学高手写东西。从肉眼可见的现实到真正的人类现实，作者擅长将那么怪异又那么美丽的原始性把本质乏味的人类学也变得轻松起来，大概也依赖于他“打怪”式的研究热情和戏谑般自嘲吧。总之希望作者还能够踏足更多神奇的土地写出更好（笑）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