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书

内容有点乱，翻译奇怪

虽然作者关注的重点在“早期近代”（近世），但却能纵贯中国历史时期的森林法制/观念史，并且随时能够跳出『中国』的个例，在比较史的视野下审视传统中国林业制度发展的历史路径。本书对中国森林史把握确实比伊懋可、马立博的相关作品更为全面。 但从整体内容上来说，本书确实缺乏足够的原创性，很多话题已经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和法制史的老生常谈了——作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把它们放在“森林”与“造林”的大框架下，思考“造林革命”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制度如何与造林这种行为相互协变。但是作者却并没有找到较为具体的材料来论证这种“协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更多地工作仅仅是提出了关系上的假设。 从使用的地方文献来看，本书几乎没有使用国内新出文献。

本书要寻找的是中国森林政策的“现代性”。但是从正文来看，大部分讨论还是集中在制度演进和税务改革方面。尽管作者指出木材市场监管的长时段连续性，但围绕林业的各种制度似乎是比较随机的，且在实践上并不具有一贯的政策路径。各个时期对林业的管理主要出于军事、建造或财政等功能性需求，而并非针对森林本身。另外，西南山区木材供应的严重衰退也说明了保护性开源并非官僚系统的主要关切，而供应端的改革仅仅局限在东南几省的商业木材供应系统上，且几乎由民间力量自发完成。因此如果要说中国的森林管理是“早熟而奇特”的，在事实层面仅仅以南方几省的森林结构重组和木材供应来证明是否成立？这一时段的森林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具有生态学意义？我还是有蛮多疑问的~

孟一衡的学术目的在于突破伊懋可《大象的退却》当中对中国宋元明三代森林一直在毁灭观点的驳斥，他认为自从北宋人觉察出气候变化之后就开始不断造林，故而11-16世纪是以造林为主的时代。不过本书的写作手法是以客观评述书写正文，所有的引文与原始史料全部融入注释之中，故而对于作者的各种推理与结论有些难以捉摸，不知其中是否存在史料误读、或者观点先行的问题。

伊懋可先生的《大象的退却》说明中国在环境上的功与过，而孟一衡更为有胆识，有学识，也有理有据说明中国早早就开始人工造林了，中国一直在履行保护森林环保的义务。他因此提出了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森林机制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还算蛮新奇的视角，看到关于明代的部分，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大明王朝》里嘉靖老道和臣子们拉扯修宫殿事宜的情景…

20230314。这个视角蛮有意思的。

切记木头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源，历史地理学又与自然密不可分。从各朝木政的变化，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很多东西，自然的、地理的、交通的、政治的。

明朝送出了纺织品，土司穿着这些丝织品来显示他们的品阶；土司送出了巨大的木材，明朝皇帝用这些木材来营建他们的权力大厦。

外部研究者一如既往的能不受内部成长起来的历史思维惯性做东西，呈现出来的内容非常有趣，可读性比较强（林业数据相对枯燥点）~从原材料和人力、所有权制度辅助理解了一些明清建筑风格及工艺做法变化的逻辑。最后一部分论述，举蔡京、朱元璋等历史偶然性的例子非常惊讶又戳中，一些唏嘘。莫名的在这本书里感受到一些万事皆可的释怀坦然。

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有点多，但环境史所提供的妙处与新意都不少。 印象最深的当属文章中段有关林权实际形态的演变。

本书以《大分流》的思路，对中国早于宋朝开始的森林事务改革进行了详细地叙述，从畲民、客家、鱼鳞册，一直写到海军、皇木，分析到中国官僚体制的成熟一再将关键政策纳入和转变为通用的管理形式，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的佳作了。

《大象的退却》之后的又一本新角度社会经济史著作，主要是林业史

推论多，框架好，附录对于所用研究方法的介绍非常诚恳。另，作者提到了清水江文书，可是关于西南地区楠木进京的研究，本地学者做过更早、更多的研究，比如蓝勇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以及宜宾楠木进京的研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入得了作者的眼。

原来宋朝开始就有人工林了，之前每次去次生林都会疑惑这片森林是什么时候砍伐的，有限的知识只能想到大炼钢铁时期大范围砍树，真是低估了古代房屋船舶的用木量，对树又多了一点思考的纬度，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毕业论文直接出版的，感觉作为面相大众出版的书籍，应该再打磨多一些，材料很多，但真的太像毕业论文了。。。

视角新颖，对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中的环境衰退观点做了修正，重新发掘了中国古代人工造林的历史过程。打破我固有观念的是，原来明清时期的大片山林地早已成为私人产业，想象中的山林樵夫可能在现实中要少得多。

挺有意思的角度

毁林，但是人造林

读下来的感受是总觉得作者有文化误解

寓目晚清民国历史影像，难忘照片中牛山濯濯的衰世之景，既往中国环境史研究肯定近千年来森林覆盖率逐步走低、环境渐趋恶化的整体趋势。本书对此观点提出修正，重估北宋至明中期的林业管理模式和成效，将后续环境恶化的主要责任归咎于16世纪后各种因素的组合作用。作者并不讳言通过关键词搜索检出书中主要材料，但确有卓识，揭示出宋至明林业史料中若干值得重视之处，提供了颇具启发的观察。但仅凭借存在明显时间间隔和地域偏重的少量官方档案，便确信公元后二千年前半段林业运转有序、环境状况良好，未免过于轻信。此外他试图从上述时期的林业管理方法（或可概括为外包+税控）中总结一条不同于近代西方林业国家中心主义的中国路径，以至于畅想若无金兵南下，蔡京将成为中国的科尔贝云云，还是同之前一样，草率将书面说法等同于实际执行，似乎天真了些